亚博拜仁合作伙伴

?

论及译介学，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学界都有一致的认识：谢天振是译介学的创立者。我手头有3部谢天振写的直接以“译介学”命名的著作:一部是《译介学》，初版于1999年2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一部是《译介学导论》的第二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书的扉页有谢天振于同年4月7日的题签；另一部是《译介学概论》，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20年4月出版。但当商务印书馆的吴晓梅女士把书送到我手上时，谢天振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谢天振的译介学著作，还有多种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推出的《译介学导论》，为严绍璗教授主编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之一种，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又如译林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的《译介学》(增订本)。除了这些版本，我手上还有一部书与谢天振的译介学密切相关，那就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该书于1994年7月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由贾植芳先生作序。应该说，谢天振有关译介学的主要思想在这部书中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和深刻的阐述，如“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文，可以说明确了译介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构成了译介学核心的理论基础。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译介学有关著作的出版情况，且追踪有关译介学发表的最早著述，是因为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谢天振对译介学的构建已经长达30余年，这是一条不断思考、不断丰富、不断拓展的理论探索之路；二是谢天振的译介学一开始便带有显著的比较文学的特质，他关注的重点是翻译文学与文化。

?

关于译介学的研究与创立过程，谢天振在2020年4月出版的《译介学概论》的自序中做了很明确的交待：“回顾我的译介学研究之路，我发现也许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9年发表第一篇译介学论文‘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到1999年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译介学》的出版。这是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的酝酿、探索、形成阶段，时间正好是10年；第二阶段是从《译介学》的出版到眼下这本《译介学概论》的完成，时间长达20年。它见证了译介学理论思想的确立、完善和拓展的全过程。”(2020:16)在这段话中，我特别注意到谢天振对于译介学的表述，他两次强调:“译介学理论思想”。在我看来，译介学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思想。贾植芳先生在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写的序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谢天振有关翻译文学的思考与分析的肯定与赞赏：“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尤其赞赏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的分析”(1994:5)，但谢天振的学术贡献远不止此。

?

谢天振的译介学研究，源于他对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深刻思考。细读谢天振有关译介学的著述，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篇论文非常重要，分别界定何为翻译文学，论述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阐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辨析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无论是早期出版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还是后来出版的《译介学》《译介学导论》以及《译介学概论》，有关“翻译文学的地位与性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都是核心的章节。在2020年4月出版的《译介学概论》一书中，谢天振更是把第二章的章名定为:“译介学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叛逆”。他明确地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我的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因为正是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也决定了翻译文学应该在译入语语境中寻找它的归宿。”(2020:5)从理论的建构来看，术语的创造属于基础性的工作。在译介学的研究中，翻译文学、创造性叛逆、误译等等这些提法，都不是谢天振的独特创造。在术语的创造上，尤其是术语的系统构建上，谢天振似乎并没有首创的贡献。但是，谢天振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他敏锐地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中看到了它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具有的理论价值。

?

首先，谢天振认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之说为揭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他敏锐地看到，埃斯卡皮“只是把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解释为语言的变化”，而他则更进一步，指出作品的“参照体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还应该包括译入语国的文化语境”(谢天振2020:5)。基于这一认识，他“对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了发挥和细分，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归纳为四种情况，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误释、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4-5)。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主体不仅仅是译者，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同样也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主体”(5)。关于“接受环境”是否也属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接受环境对于翻译文学的生成的作用，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忽视的。从谢天振的有关论述看，他远远不是把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之说当作一个理论术语来加以接受的。在《译介学概论》的自序中，他明确地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个“命题”、一个“理念”加以思考与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个核心术语用以建构他的译介学；而是将之当作理念与命题，用于揭示文学翻译的本质性特征，解释文学翻译种种难以解释的复杂现象，为翻译文学定位。

?

按照埃斯卡皮原来的想法，“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137-138)。翻译界都知道，关于翻译，有一意大利谚语，称“翻译者即反逆者”。从本质上说，叛逆与翻译的目的是相悖的，而且在道德层面，译者也担当不起这种“叛逆者”的罪名。然而，“若我们以客观的目光去看待翻译活动，以清醒的头脑去分析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则又不得不承认翻译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所谓的‘叛逆’”(许钧230)。由于作品被置于一个不同的参照体系(指语言)，翻译中的叛逆实在不可避免。但同时，翻译具有创造性，因为翻译赋予了作品崭新的面貌，导向了崭新的文学交流，赋予了作品第二次生命。这一说法与本雅明的“再生”或“来生”说有着共通之处。谢天振显然没有满足于埃斯卡皮的说法:一方面他把文化与接受语境纳入对文学翻译的考察之中，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系统的归类与分析。

?

贾植芳指出，谢天振所探讨的“创造性叛逆”不仅仅涉及翻译本身，“实际触及的还有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和接受问题，甚至还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接受问题”(1999:2)。确实如谢天振所言，“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谢天振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的思考空间和理论途径，明确指出:“除了翻译中的信息增添、失落、变形和文化意象的传递外，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而且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这是因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1999:13)。对于谢天振而言，“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如此”，还引发了他“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使命、翻译中的‘忠实观’、译者的隐身与现身乃至‘中国文学文化如何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讨”(2020:5)。正是从“创造性叛逆”这一理论基点出发，谢天振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翻译的使命、中国文化外译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

?

一是赋予文学翻译以创造性，为翻译文学定位。谢天振对于文学翻译的思考，具有自己独特的路径。《译介学》的第5章，谢天振直接命名为“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他首先尖锐地指出了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事实，即“文学翻译家的劳动和翻译文学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前者被鄙薄为‘翻译匠’———他们不能在国别(民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连他们的稿酬都明显要比作家、诗人的稿酬低;后者则同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既不是中国文学，又不是外国文学(尽管在某些人的眼中它是外国文学，但实际上外国的文学史家们，举例说如英美法俄等国的文学史家，是决不可能让中国的翻译文学家及其译作在他们的国别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它的地位，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它的地位，翻译文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儿’”(1999:208-209)。谢天振认为，这一状况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有些人对文学翻译存有一种误解乃至偏见，以为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语言符号转换”，“他们看不到，或者根本就不承认文学翻译过程中复杂的再创造事实，从而也看不到文学翻译作品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208)。针对这样的误解与偏见，谢天振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入手，全面揭示文学翻译创造性的本质与特征，进而从译介学的角度，予以了细密的论证，指出:“文学翻译还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取得了它的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209)基于这一认识，谢天振对翻译文学的定义、范畴、特征与归属问题做了系统的学术探讨，以中外文学翻译史上丰富而生动的例证展现并证明了翻译文学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近年来，谢天振一直呼吁重写翻译史。毋庸置疑，谢天振有关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创见，无论对于中国文学翻译史的编撰，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都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价值。

?

二是“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把文学翻译置于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加以考察。检视谢天振的译介学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谢天振对于文学翻译的思考与探索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超越性的特征。他的超越是多方面的，既涉及翻译理念，也关乎研究路径。在《译介学》的“绪论”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他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1999:1)在中国的翻译学界，谢天振的译介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与一般的翻译研究学者相比，他关注的问题不同，思考的路径有别，对文学翻译的复杂现象有独特的认识，就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在社会和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和谢天振相识已经有30余年，有过深入的学术交流。在翻译研究上，我的有些观点与他并不完全一致。他的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他明确提出要“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注重翻译的文化研究，挖掘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独特价值;而我则强调要“从翻译出发”，着力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谢天振与王宁主编的“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的第一辑收入了谢天振和我的著作，我们不同的研究理念与路径鲜明地体现在书名中:谢天振的著作名为《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我的著作则名为《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撇开彼此不同的观点和探索路径，就根本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谢天振的超越文本与翻译，要超越的是文学翻译的原文中心主义，是原文与译文文本的静态对比，是文学翻译的“纯粹的语言转换技术”。这样的超越，导向的是文学翻译复杂而动态的生成过程，展现的是翻译家让原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命的创造之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天振在新的历史时期，强烈呼吁学界的同仁“尽快调整自己对翻译的那种狭隘的、有失偏颇的认识”，“站到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的平台上，无论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还是在自己的翻译研究中，拓宽自己的视野，‘通过自己的专业劳动使跨文化理解更上一层楼’，从而切实有效地‘推动跨文化交流，进而促进文化繁荣和提升所有人的文化素养’”(2020:16-17)。

?

三是与时俱进，关注中国文学外译，推进文化外译理论的探索。谢天振是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获得过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他也是杰出的翻译学学者，是国内翻译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他身上，我们很难看到比较文学对于翻译学的排斥，也看不到翻译学对比较文学的排斥，而是有着两者的兼容，其深刻原因可以在《译介学概论》第一章“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必然”中找到清晰的答案。谢天振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有开阔的学术胸怀，更有时刻在场的介入立场和与时俱进的学术探索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谢天振一方面密切关注翻译的种种变化，明确提出要为翻译重新定位；另一方面他从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外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传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推进文化外译理论的探索。在谢天振离开我们之后才出版的《译介学概论》一书中，最后一章就是“译介学与文化外译理论的探索”。该章以“译介学的视角，首先对中西翻译发展史上的文化外译问题追根溯源，分析文化外译问题的历史表现，包括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传教士的翻译，然后深入探寻其中蕴含的对我们今天从事文化外译可以得到启迪的思想和做法”(2020:290)。关于中国文化外译，谢天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摈弃‘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并学会尊重和适应译入语的文化语境”(300)；“要破除‘原文至上’的观点”(304)，“不要把忠实作为文化外译的唯一考量，而是还必须把译介的方式、方法、手段，把译入语国家的接受效果等因素纳入我们的视野”(316)；“努力挖掘、发现外译文化与对象国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构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缩短对象国受众与外译文化之间的距离”(302)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拓展了译介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译介学的理论，更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外译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

谢天振认为，译介学的拓展与深化，有他自己30余年的努力探索，但也离不开学界的同行为译介学的探索与建设所做的“贡献”(17)。他更寄希望于正在脱颖而出的一批青年学者，成为译介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接班人。我坚信，纪念谢天振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继承、发扬、光大谢天振的学术探索精神，让译介学得到不断的发展。

?

?